資料摘編第33期：科學認識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體系結構
打印作者：孟捷 陳龍（作者單位：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觀大勢、謀全局、干實事，成功駕馭了我國經濟發展大局，提出了一系列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在實踐中形成了習近平經濟思想。
本文試從道路—價值論、階段—制度論和理念—政策論的視角，研究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體系結構。道路—價值論解釋了為什么要在黨的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以及為什么要以人民為中心等問題；階段—制度論解釋了為什么我們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什么新發展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個階段，以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制度體系等問題；理念—政策論解釋了為什么要用新發展理念指導經濟社會發展、如何構建新發展格局等問題。上述三個層次理論的關系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從抽象到具體的敘述邏輯，構成了一個科學嚴謹的理論體系。
道路—價值論道路的選擇界定了前進的方向和具體路徑，界定了我們黨的使命，同時也界定了特定歷史條件下人民的概念以及黨和人民的關系，進而形成了“為人民服務”“以人民為中心”等基本價值理念。
道路問題是關系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習近平經濟思想中的道路—價值論解釋了為什么要在黨的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以及為什么要以人民為中心等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的偉大成就，都是在探索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前提下取得的。
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多次指出，中國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推翻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力量，以解放生產力。他提出，“政治、軍事的力量，是為著推翻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力量；推翻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力量，目的是為著解放生產力，發展經濟”。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變革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以發展生產力。
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提出，“革命是要搞階級斗爭，但革命不只是搞階級斗爭。生產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從歷史的發展來講是最根本的革命”“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在這里，通過對兩種革命的界分，重申了變革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鄧小平還強調，只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能實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任務。如他所說：“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在此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連續性問題，“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同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改革開放是我們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也是我們黨最鮮明的旗幟。”只有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能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這更加突出了通過不間斷地深化改革開放以持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道路的選擇界定了前進的方向和具體路徑，同時也界定了黨的使命。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義無反顧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我們黨深刻認識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統一、社會穩定”。這意味著，推動當代中國的國家形成、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最終實現共產主義，構成了我們黨在不同階段的三重歷史使命。
道路的選擇界定了特定歷史條件下人民的概念以及黨和人民的關系，進而形成了“為人民服務”“以人民為中心”等基本價值理念。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領導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在復雜的歷史形勢下，我們黨不僅代表著工人階級的利益，還代表著更為廣泛的階級或階層的利益。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提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又是全民族的先鋒隊。在發表于1949年6月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里，毛澤東提出人民的概念，涵蓋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1957年，毛澤東撰寫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提出“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
進入新時代，人民概念的內涵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國共產黨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與人民休戚與共、生死相依，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強調“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將其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確立了正確的發展觀、現代化觀。他同時強調：“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系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這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向著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堅定前行。
階段—制度論對新發展階段的判定，進一步明確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和戰略任務。與之相適應，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作出新概括，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
道路的選擇派生出階段的界分。習近平經濟思想中的階段—制度論，解釋了為什么我們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什么新發展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個階段，以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制度體系等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正確認識黨和人民事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發展階段，是我們黨明確階段性中心任務、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根本依據，也是我們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不斷取得勝利的重要經驗。”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
新發展階段不僅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個階段，同時是站到了新的起點上的一個階段，是促進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向更高階段過渡的歷史階段。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躍上了新的大臺階，這為全面開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奠定了雄厚物質基礎。新發展階段是我們黨帶領人民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歷史性跨越的新階段。
對新發展階段的判定，是以對該階段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為前提的。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認識體現了我們黨對當今中國社會發展階段性特征的科學判斷，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大創新。
進入新發展階段這一重大戰略判斷，深化了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認識，進一步明確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的歷史方位和戰略任務。一方面，這一重大戰略判斷堅持了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的論斷。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另一方面，這一重大戰略判斷表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一個靜態、一成不變、停滯不前的階段，也不是一個自發、被動、不用費多大氣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過的階段，而是一個動態、積極有為、始終洋溢著蓬勃生機活力的過程，是一個階梯式遞進、不斷發展進步、日益接近質的飛躍的量的積累和發展變化的過程。
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這一科學制度體系中，一項根本制度就是黨的領導制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嚴密完整的科學制度體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統領地位的是黨的領導制度。黨的領導制度是我國的根本領導制度。”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總結了黨的十八大以來形成的習近平經濟思想，突出強調，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保證我國經濟沿著正確方向發展。這是由黨的領導制度的統領地位決定的。
改革開放后，通過總結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我國逐步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性轉變。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圍繞新時代如何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在理論和實踐上作了新的探索。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這一重要論斷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作出的新概括，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創新和發展，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是黨的領導制度這一根本領導制度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具體表現。黨的領導制度與基本經濟制度是有機結合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有三項構成，其中每一項都呈現為“二元結構”，即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這種“二元結構”展現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通往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所具有的特點。一方面，公有制、按勞分配、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體現了我們黨所追求的價值和目標，規定了制度的性質和制度變遷的方向；另一方面，非公有制、按要素分配、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尊重了客觀經濟規律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同時，基本經濟制度的這種“二元結構”也表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著兩種協調經濟和配置資源的方式，一方面是市場價格機制，另一方面是政府的作用，即黨領導下的國家經濟治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既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也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創造性地闡釋了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關系，同樣也創造性地界定了經濟和政治、市場和政府的關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經濟與政治是相互嵌入、相互融合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決定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同時又反作用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乃至于起到決定性作用。在一個國家的各種制度中，政治制度處于關鍵環節。”上層建筑的這種決定性反作用尤其體現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上，有助于在全社會形成集體利益、集體目標，從而使“集中力量辦大事”得以實現。
理念—政策論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作為一個整體，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新發展理念與我國經濟發展實踐是水乳交融的關系，生動地體現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各項決策中。
習近平經濟思想在敘述邏輯上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從抽象到具體的關系。這意味著：第一，在敘述過程中較晚呈現的理論，是更為具體的理論，它將此前的理論涵攝于內；第二，從抽象到具體的最終目標，是生動的社會實踐，在此意義上，習近平經濟思想不僅是理論，而且必然轉化為治國理政的實踐，體現為實踐的一部分。理念—政策論解釋了為什么要用新發展理念指導經濟社會發展、如何構建新發展格局等問題。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作為一個整體，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成功駕馭了我國經濟發展大局，形成了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這一思想，是5年來我們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理論結晶，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性概括，是黨和國家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必須長期堅持、不斷豐富發展，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產生更深刻、更廣泛的歷史性變革。”
新發展理念是理念—政策論的核心。從敘述邏輯的角度看，新發展理念在習近平經濟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如下特點。
第一，新發展理念以道路—價值論和階段—制度論為前提，集中反映了這兩個理論的內容，是對這些理論內容的提煉和升華。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新發展理念是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闡明了我們黨關于發展的政治立場、價值導向、發展模式、發展道路等重大政治問題”。
第二，新發展理念面向治國理政的實踐，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長遠的，具有戰略性、綱領性、引領性，其自身結構也反映了人類社會實踐將目的—價值與手段—路徑相結合的特點，回答了關于發展的目的、動力、方式、路徑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
第三，新發展理念作為理念—政策論的核心，是溝通道路—價值論、階段—制度論與治國理政實踐的中介。在此意義上，新發展理念事實上處于理論轉化為實踐、實踐升華為理論的過渡點上，是實踐中的理論和不斷被反思的實踐。
新發展理念與我國經濟發展實踐是水乳交融的關系，生動地體現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各項決策中。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與時俱進提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戰略抉擇，也是塑造我國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正是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實踐當中，新發展理念獲得了全面的運用、檢驗和深化。構建新發展格局，需要在宏觀經濟管理中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深化改革的主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我國發展現階段，暢通經濟循環最主要的任務是供給側有效暢通，有效供給能力強可以穿透循環堵點、消除瓶頸制約，可以創造就業和提供收入，從而形成需求能力。因此，我們必須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關于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他還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最本質的特征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環境出現了變化，特別是生產要素相對優勢出現了變化。勞動力成本在逐步上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達到了瓶頸，舊的生產函數組合方式已經難以持續，科學技術的重要性全面上升。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更強調自主創新。因此，在‘十四五’規劃《建議》中，第一條重大舉措就是科技創新，第二條就是突破產業瓶頸。”在這些論述里，新發展理念的內容都已轉化為應對我國經濟建設中各種復雜矛盾的具體的政策實踐。
結 論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實踐上升為理論、理論引導并融匯于實踐的交替往復的螺旋式上升過程。習近平經濟思想為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注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習近平經濟思想是一個內容豐富、結構分明的整體，涵蓋了道路—價值論、階段—制度論、理念—政策論三個不同層次的理論內容。這三個層次的理論體現由抽象到具體的敘述邏輯，層層遞進，最終趨向于經濟社會發展實踐這一最為生動鮮活的具體。
理論引導實踐，理論也來自實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理念是行動的先導，一定的發展實踐都是由一定的發展理念來引領的。發展理念是否對頭，從根本上決定著發展成效乃至成敗。實踐告訴我們，發展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進程，發展環境不會一成不變，發展條件不會一成不變，發展理念自然也不會一成不變。”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實踐上升為理論、理論引導并融匯于實踐的交替往復的螺旋式上升過程。習近平經濟思想為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注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毛澤東曾說過，“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如果我們將這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詮釋為不斷發展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類似的論斷也依然是適用的。
習近平經濟思想既有鮮明的時代性，也是面向未來的開放的理論體系，兩者統一在變革世界的實踐當中。習近平經濟思想的一系列具有政治哲學品格的論斷，與冷戰結束后流行于西方的“歷史終結論”形成了鮮明對比。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我國的實踐向世界說明了一個道理：治理一個國家，推動一個國家實現現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這一條道，各國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來。可以說，我們用事實宣告了‘歷史終結論’的破產，宣告了各國最終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為歸宿的單線式歷史觀的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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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經濟日報、求是網
